1941年5月，毛澤東同志在延安高級干部會議上作了《改造我們的學習》的報告，他針對當時黨內存在的學風問題進行了精辟的分析和深刻的批判，號召全黨樹立理論與實際相統一的馬克思主義學風，從而拉開了延安整風運動的序幕。

在那個局勢緊張的戰爭年代，毛澤東同志為何會專門作這樣一個報告來強調學風問題？

遵義會議后，黨從軍事上、政治上糾正了以教條主義為特征的王明“左”傾錯誤，然而對這一錯誤思想的根源一直沒來得及進行清算。1937年，從莫斯科回來后的王明以共產國際“欽差大臣”自居，由過去的極“左”立場轉到極右立場。他沒有從實際出發分析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而是教條地執行共產國際的指示，不久后便提出了“一切服從統一戰線，一切經過統一戰線”的右傾口號，主張對國民黨讓步。那個時候，黨內許多同志理論水平不高，不能科學運用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指導實踐，再加上當時共產國際在我們黨內有著很高的威信，因此這種右傾思想在黨內仍有市場，并一定程度上造成了思想混亂。

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毛澤東同志認識到了黨員干部學習的重要性，并決定在全黨興起學習運動。學習運動像當初設想的那樣取得了顯著成效，不少干部的理論素養有了明顯提升，然而學習運動過程中出現的理論脫離實際的教條主義傾向也讓他十分憂慮。一些干部“只會片面地引用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的個別詞句，而不會運用他們的立場、觀點和方法，來具體地研究中國的現狀和中國的歷史，具體地分析中國革命問題和解決中國革命問題”，“在學校的教育中，在在職干部的教育中，教哲學的不引導學生研究中國革命的邏輯，教經濟學的不引導學生研究中國經濟的特點，教政治學的不引導學生研究中國革命的策略，教軍事學的不引導學生研究適合中國特點的戰略和戰術，諸如此類，其結果，謬種流傳，誤人不淺”。為了糾正這些錯誤傾向，毛澤東同志作了《改造我們的學習》的報告，吹響了向教條主義開戰的號角。

其實，教條主義者并不是不明白學習的重要性，相反，他們很重視學習。但是，他們只熱衷于增加知識的“存儲量”，而不重視提高知識的“轉化率”，只看到了書本的“含金量”，沒有注意到實踐的“含真量”。他們沒有搞清學習的真正目的，學習不僅在于認識世界，更在于改造世界。人們需要通過讀書來積累知識，形成思想認識，進而指導實踐；也需要通過實踐來檢驗從書本中學到的知識，不斷豐富自己的認知體系，這是一個相互支撐、相互促進的關系。如果為了學習而學習，滿足于看了，學了，沒有系統深入地思考，沒有在實踐中接受檢驗，到頭來記住了不少書本知識，但要運用到實踐中還是束手無策，這樣的學習是沒有意義的。

“墻上蘆葦，頭重腳輕根底淺；山間竹筍，嘴尖皮厚腹中空。”毛澤東同志用這副對聯，對教條主義者進行畫像。他批評道：“這種作風，拿了律己，則害了自己；拿了教人，則害了別人；拿了指導革命，則害了革命。總之，這種反科學的反馬克思列寧主義的主觀主義的方法，是共產黨的大敵，是工人階級的大敵，是人民的大敵，是民族的大敵，是黨性不純的一種表現。”

對于如何擺脫教條主義，毛澤東同志在報告中提的第一條建議就是調查研究。為什么？“沒有調查就沒有發言權，夸夸其談地亂說一頓和一二三四的現象羅列，都是無用的。”“任何一個部門的工作，都必須先有情況的了解，然后才會有好的處理。在全黨推行調查研究的計劃，是轉變黨的作風的基礎一環。”在整風運動的開展下，全黨學習風氣得到了極大的改變，有力地促進了黨員干部馬克思列寧主義理論水平和基本素質的提高，使中國共產黨達到空前的統一和團結，加快推動了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勝利和社會主義的建立。

如今，教條主義依然不同程度存在。有的在傳達上級精神時，搞口號式、機械式傳達，一抄一轉了之；有的干工作思維僵化，簡單應付式地執行上級的工作部署，以前怎么做現在就怎么做，別人怎么做自己就怎么做，完全不顧本單位的實際情況，對文件上需要細化研究的部分一律不作具體分析研究，開口閉口“書上說了”“文件寫了”，對人民群眾和官兵關心期盼的事項不聞不問……誠然，貫徹落實上級決策部署，對標對表是一種重要的工作方式，但絕對不是不加思考地照搬照抄。上級偏重宏觀指揮，基層偏重具體落實，各地區、各單位情況不同、面臨的問題不一樣，需要將上級精神要求和本地的實際情況有機結合，融會貫通，因地制宜，這樣才能將相關政策落實好，工作取得實效。

調查研究是與教條主義斗爭的有力武器。這次主題教育的一個鮮明特色，就是把大興調查研究作為重要內容。這就要求有關部門和單位深入調研，堅持不唯上、不唯書、只唯實。只有通過深入細致的調查研究，才能找到問題癥結，擺脫教條主義，進而在落實中研究出有針對性的措施方法，作出接地氣受歡迎的決策部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