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西藏自治區日喀則市康馬縣城到達日村,地圖上的距離很近,開車卻要走很久,因為路況實在是太差了。

在手機地圖和各種旅游推薦上,這里也被標為地理村、地里村等等,因為此地偏遠,不為人知,名字有多種音譯寫法,大家覺得也沒多大問題。村中年紀最大的老人也只去過一次拉薩,住了一晚就返回了——因為家里的牛羊沒人管。

汽車從很遠的河對岸開過,我們首先看到的是村邊的山包上有座古代的碉樓,特別顯眼,也顯得特別孤單和突兀。

77歲的村民索朗平措老人講起邊民的今昔生活,不勝感慨。

圖為索朗平措老人

他說這座碉樓有五層高,下面是一個常年緊閉的小便門。碉樓每層設有四五間沒有窗戶的小黑屋,第三層外面窗臺放置石塊等硬物,用以投擲御敵、預防不測。這座碉樓雖然從外表看去還比較風光,實際上是過去盜匪橫行時村中的大“保險柜”,可以藏全村人。但碉樓的實際擁有者卻是此地豪門達日索康,還有喬巴和帕里白熱等三戶人家,他們占有的房間也是最大最好的,貧窮人家只能看著他們的眼色,擠在墻角旮旯里生活。

索朗平措小時候,西藏已經和平解放,盜匪和山賊已被解放大軍消滅得差不多了,于是這個碉樓成為牧民夏季上山放牧村中無人時,放置每家每戶貴重物品的倉儲場所。如今,已是縣級文物保護單位。

索朗平措老人告訴我們,在古代,該村被稱為“崗給惹瓦”,意思是雪山圈養的荒涼山谷,村莊“主人”是三戶權貴,稱為“喇卓松”,意思是寺廟(喇嘛)與大牧主三戶。村邊的小寺廟叫達日拉康,是隸屬山南聶隆子宗某噶舉派寺院的分支機構,該寺每年會派一個僧人來管理達日拉康并負責收稅。

因地處邊境絕地、交通不便,此地的民主改革晚于西藏大部分地區,是1965年才開始的。“西藏民主改革前,我們是白天做人(有干不完的活兒),晚上做狗(沒有睡覺的地兒)。民主改革后,我們才自食其力,生活改善。作為邊境一線地區,民主改革前這里是有邊無防、流民四行,民主改革后是管理有方、固若金湯,這是我本人親身經歷過的。”

老人還說:“我個人不是此地出生的,是小時候從江孜那邊過來的搬遷戶,但到這里后生活沒有受到一點歧視,邊民的一切待遇也都讓我享受,還有對老年人的特殊補貼。過去,我是一家三口人,擠在一柱面積(約合12平米)的小黑屋里,后來政府安排我們搬到兩間房里,最后是六個人住獨門獨院,政府還幫助我們蓋房不用我們操心。以前我們每天為一日三餐擔憂,現在想的是今天吃什么香。過去,這里的人們沒有任何安全感,所以有了碉樓這種并不舒適的建筑,現在則是安居樂業,路不拾遺。所以,可以說我們對強邊固邊充滿了信心和熱愛,也有能力把祖國的邊境守護好、建設好。”這是索朗平措老人向我們這些到訪此地的外來者傾訴的肺腑之言。

近年來,涅如堆鄉達日村響應上級號召,村黨支部、村委會以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為主線,團結帶領全村各族人民,深化民族團結、愛國主義教育,共同守住祖國邊陲。

在這里,民族團結和“邊防第一”的觀念已深深扎入人心。從未出現民族關系不睦的情況。村中有藏族婦女嫁給漢族人,在縣城經商,生活和美、幸福。

如今的達日村中,有10個護邊員,每月工資1600元,年底評比考核。護邊員平時自由組隊,每周巡邊兩次,遇到節假日,黨員五人一組,加班到邊境一線的“白湖”等地加強巡邏。

圖為護邊員

2016年,村中建民宿,交給貧困戶經營,共接待2000多人次旅客,受到游客的歡迎。

2013年,40冰川尚未開放時,有游客探險遇到危險,達日村的放牧員第一時間通知邊民,村里人協助登山隊,第一時間前去營救。

2017年,又一外地游客掉在冰裂縫里,難以脫身。他們接到放牧員的報警,前去營救,在公安民警到來之前,幫助游客脫險。迷路、生病和缺乏食品、保暖衣物的游客也會找牧民尋求幫助,幾乎是有求必應。軍警民共同努力,建設出鞏固的邊防和樂善好施的新家園。

在這人煙稀少的荒村里,從來不缺少漢族同志的身影。縣醫院的一位漢族醫生在這里駐村很長時間,只要有空就給村民們量血壓、測體溫,講解衛生知識。一位名叫張書(音)的干部在這里駐村,主動教村民學漢語,他自己也拜村支書確瓊為師學習藏語,因為藏語流利、為人熱情,村民們給他起了一個藏族名字“扎西”。現在的駐村干部是位名叫唐煉的漢族同志。

農歷壬寅虎年的最后一天,正值普天同慶團圓時,在海拔4700米的邊境線上,卻有一群人默默地守護著祖國邊疆的大美山河……村支部書記確瓊清楚地記得:那是2023年1月21日上午9時許,日喀則市康馬縣涅如堆鄉民兵連10名民兵和6名鄉干部整裝待發,擔任巡邏任務。但他沒有想到是,鄉黨委書記汪吉和派出所負責人(一位他不知道名字的漢族同志)也斗志昂揚地加入到巡邏隊伍中來。

經過長達近7個小時的巡邏,民兵連順利結束了春節前最后的巡防任務。(中國西藏網 特約撰稿人/索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