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第46屆世界遺產大會通過決議，將“北京中軸線——中國理想都城秩序的杰作”和“巴丹吉林沙漠-沙山湖泊群”“中國黃(渤)海候鳥棲息地(第二期)”列入《世界遺產名錄》。至此，我國世界遺產總數達到59項，居世界前列。

申遺成功再次引發人們對文化和自然遺產保護利用的關注。當下，我國文化和自然遺產保護利用現狀如何？面臨哪些困難？如何更好地加強保護利用工作？記者對此展開采訪。

成績亮眼，機遇挑戰并存

目前，我國擁有59項世界遺產、76.7萬處不可移動文物、1.08億件(套)國有可移動文物，它們蘊含著巨大的歷史、藝術和科學價值。

黨的十八大以來，中央財政投入6億元，支持世界文化遺產監測，一批高水平的保護、管理、展示項目也加快實施。目前，我國世界自然遺產和雙遺產的保護總面積達7.9萬平方公里，涵蓋國家公園、自然保護區和各類自然公園等上百個自然保護地。

同時，各地積極探索文化和自然遺產保護的新路徑、新方法，涌現出一批文化和自然遺產保護的優秀實踐案例。比如，武夷山推出國家公園“管理局—管理站”兩級管理體系，四川大熊貓棲息地以“企業+合作社+農戶+基地”模式推動遺產地社區可持續發展，黃山提出景點封閉輪休制度、有償救援制度，泰山設立“智慧泰山”綜合保護管理體系，梵凈山實施黔金絲猴拯救保護工程等。

中國在世界遺產保護方面的投入和取得的成就，獲得了國際社會的認可。根據世界自然保護聯盟在《2020年世界遺產展望》中的權威評估，世界自然遺產和雙遺產中，全球整體狀況處于“好”或“較好”的比例為63%，而中國則高達89%；全球7%的遺產處于危急狀況，中國卻無一例。

雖然在世界遺產保護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就，但我國文化遺產數量龐大，在遺產保護上依然存在不小的挑戰，這表現為：歷史文化遺產眾多、分布廣泛且分散，各地對文化遺產保護的投入存在較大差異，基層在不同程度上存在對文化遺產保護工作重視程度不夠以及人員、經費、精力投入不足等問題；文化遺產保護以政府投入為主，社會力量參與不夠；一些地方違背最小干預原則，對歷史文物過度修復，對不可移動文物進行可移動化保護；一些地方存在重開發利用、輕保護管理的現象。

公眾參與，用好“家門口力量”

文化與自然遺產保護并非一朝一夕之事，需要國家大力支持、公眾持續關注、社會力量深度參與，最終形成多管齊下保護的合力。

復旦大學文物與博物館學系教授杜曉帆認為，當務之急，應盡快建立一套符合中國國情的科學的文化遺產保護體系，力求在保護理念、管理方式、闡釋利用和學科建設上有所突破。具體言之，要做到三個轉變：從單純依靠本土經驗向吸收借鑒國際經驗轉變，從各自保護向協同保護轉變，從被動保護向主動保護轉變。

文化遺產是一個復雜的系統，涉及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同時，文化遺產也是全人類共同的財富。很多文化遺產位于鄉村，有的位置十分偏遠，僅靠文化行政部門日常維護巡視檢查，根本顧不過來。因此，只有調動全社會參與保護的積極性、主動性，才能提升文化遺產的保護效果，讓保護成果惠及人民群眾。

比如，為保護北京中軸線文化遺產，北京市制定了全國首個公眾參與的文化遺產保護機制——《公眾參與北京中軸線文化遺產保護與傳承支持引導機制(試行)》，建立北京中軸線文化遺產監督員制度，鼓勵公眾對中軸線文化遺產保護、開放、管理情況進行監督與反饋，鼓勵志愿者利用自身文化知識、專業技能，參與北京中軸線文化遺產保護。

“北京推出的社會參與機制，給大家提供了一個參與文化遺產保護的途徑。民眾有了志愿者或者監督員的身份，可以了解政府關于中軸線保護的想法，參與保護工作，能夠有效提升保護效果。”在清華大學國家遺產中心主任呂舟看來，北京市廣泛動員群眾參與，努力用好“家門口力量”，創新推出公眾參與文化遺產保護機制，不僅有利于更好地保護和傳承中軸線文化遺產，也有利于逐步建立并完善居民、社區和社會力量參與的文化遺產保護體系。

此外，專家也建議，要建立鼓勵支持社會力量參與文化遺產保護的獎勵機制，對保護文化遺產的單位和個人，應給予適當的精神鼓勵或物質獎勵，這樣才能喚起全社會參與保護文化遺產的主動性、積極性和創造性，形成守護文化瑰寶、守望中華文明的濃厚氛圍。

人才培養，助力保護工作

文化遺產既包括文物、遺址、古建筑等物質文化遺產，也包括習俗、節慶禮儀等非物質文化遺產，這種豐富性和復雜性，對文化遺產保護人才提出了很高的要求。

然而，目前文化遺產保護人才十分缺乏，而且很多人的學科背景過于單一。據統計，截至2022年，全國文博系統18萬從業人員中，專業技術人員僅5.5萬余人，平均每個博物館不足10人。其中具備精湛技藝與足夠知識水平的文物修復師少之又少。

同時，當前文化遺產保護人才的培養主要依托建筑、規劃類學科，以及綜合性大學中的風景園林學、社會學、旅游管理、歷史學、民俗學等學科。以建筑規劃學科為主的人才培養往往專注于具體的保護實踐，存在“重技術、輕理論”的問題。而以歷史學科為主的人才培養往往專注于理論研究，存在“重理論、輕技術”的問題。

杜曉帆認為，加強文化遺產保護人才培養，應從整體性的學科思維出發，站在跨學科視角，逐步建立符合中國國情與文化傳統的文化遺產學科體系，努力培養文理兼備的復合型人才。山東師范大學歷史文化學院副教授代生認為，文化遺產保護人才培養是一項龐大的系統工程，需要文化、教育、財政等部門聯動協同，拓寬人才培養渠道，創新人才培養機制，推動傳統人才培養方式和現代教育體系相結合，不斷提升人才培養水平。

從文化遺產保護的實踐看，應用型人才最為缺乏。因此，加強應用型人才培養更加緊迫。以非遺為例，應精準合理做好職業院校技藝類非遺專業設置，重點對能夠融入現代生活和具有較高文化價值的非遺技藝項目給予支持；要科學系統做好職業院校技藝類非遺專業的課程安排，兼顧理論與實踐，與大學教育區分開來，提高實用性和吸引力；創新教學模式，積極搭建實訓平臺，強化產學研聯系。

活化利用，更好講述中國故事

走在北京中軸線上，中國傳統都城規劃思想躍然眼前；來到商朝后期都城遺址殷墟，甲骨文照亮了煌煌中華文明……文化遺產生動記錄并展示著中國的歷史與文化，講述著中國故事。在保護的基礎上，加強對文化遺產的活化利用，是推動中國文化“走出去”、提升中華文化軟實力的題中應有之義。

湖南省社會科學院副院長侯喜保認為，在信息技術日新月異的當下，應運用科技手段加強對文化遺產資源的研究與合理開發利用。比如，運用數字技術，推進文化場館數字化改造，引進虛擬現實、三維實景等，強化云展覽、云演出、云講解等服務功能，豐富展示場景，讓文物“說話”，讓文化遺產真正“活起來”。

在敦煌莫高窟數字展示中心，大型球幕電影《夢幻佛宮》以180度視角的逼真畫面、全方位立體聲音效，帶領游客漫游千年佛國世界。鏡頭拉近、再拉近，那精美絕倫的彩塑、壁畫似乎觸手可及。

“數字敦煌”項目是運用現代科技推進文化遺產保護利用的成功案例。截至2022年年底，敦煌研究院已完成289個洞窟的數字化攝影采集，178個洞窟的圖像處理，45身彩塑、140個洞窟、7處大遺址的三維重建，162個洞窟的全景漫游節目制作，以及5萬余張檔案底片的數字化，真正實現了藝術與數字相結合，讓洞窟里的文物“活”起來、“走”出來。

文化遺產能夠為文藝創作提供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靈感和素材。近年來，廣大文藝工作者積極從文化遺產中挖掘素材、找尋靈感，以當代的審美表達發掘文化遺產豐富內涵，推出了一批“爆款”作品。比如，吸收了大量非遺元素的舞蹈《只此青綠》《唐宮夜宴》不僅“美出了圈”，也舞出了中華文化氣韻。很多熱門游戲的“皮膚”，都利用了傳統美術中的剪紙、泥塑等元素。

專家認為，在今后的創作中，創作者要不斷提高文化遺產轉化利用的專業化水平，把藝術創造力和中華文化價值融合起來，把中華美學精神和當代審美追求結合起來，讓收藏在博物館里的文物、陳列在廣闊大地上的遺產、書寫在古籍里的文字都能通過文藝作品更出彩。(本報記者 韓業庭 本報通訊員 李方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