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歐通脹威脅全球經濟金融穩定

——專訪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教授盧鋒

中央紀委國家監委網站 李云舒

當地時間5月11日,美國勞工統計局公布數據顯示,今年4月,美國消費者價格指數(CPI)同比上漲8.3%,以近40年來最快的年增長速度增長。圖為美國加利福尼亞州,為抗議美國政府應對通貨膨脹等相關政策,當地民眾進行示威活動。(圖片來源:人民視覺)

當地時間5月11日,美國勞工統計局公布數據顯示,今年4月,美國消費者價格指數(CPI)同比上漲8.3%,較上月8.5%的增幅有所收窄,但仍在以近40年來最快的年增長速度增長。

不僅是美國。根據歐盟統計局發布的初步估計,歐元區4月份的年通脹率達7.5%,繼續創下歷史新高。通脹率居高不下的局面讓歐洲央行不得不考慮年內加息。

值得警惕的是,通脹有流動性和傳導性,當前的通脹并不止是美歐的問題。近期,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大幅調升全年新興市場和發展中經濟體平均通脹率預期。如果美元與歐元近期加息快速推進,可能導致部分發展中國家貨幣出現貶值,對全球經濟復蘇也將是巨大的拖累。

當下,人類還未走出世紀疫情陰霾,又面臨新的傳統安全風險;全球經濟復蘇仍脆弱乏力,又疊加發展鴻溝加劇的矛盾。美國與歐洲持續不斷通脹背后的原因是什么,其趨勢走向如何?美聯儲頻頻加息,發展中國家應當如何應對?對此,記者專訪了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教授盧鋒。

新冠疫情大流行對宏觀經濟造成直接和間接影響,是決定本次通脹的基本變量

記者:美歐通脹持續“高燒”難退,本次通脹形成的背景是怎樣的?

盧鋒:新冠疫情流行直接沖擊及其相聯系的宏觀過度刺激政策,是促成通脹率飆升的基本因素。

本次通脹發生的重要背景之一,是新冠疫情的大流行。美歐受到的疫情沖擊巨大且相似。在世衛組織劃分的全球6大區域中,歐洲地區和美洲地區累計新冠確診和死亡病例數均排前兩位,迄今其報告的確診病例分別高達2億多例和1.5億多例,死亡196萬多例和271萬多例。這兩個地區合計占全球累計新冠確診和死亡病例比例分別達到約72%和75%。疫情的影響依然是美歐面臨的困境之一。

2020年,疫情在全球蔓延之初,美國股市曾在十天內四次熔斷,歐洲股市也近乎集體跌停,遭遇創立以來最大跌幅,顯示大流行對美國與歐洲金融和經濟造成罕見沖擊。為了應對疫情和經濟危機,美國和其他主要發達國家出臺了刺激政策,規模和力度顯著超過了2008年底同樣罕見的金融危機,貨幣擴張和財政刺激雙雙達到超級寬松程度。

此外,美國的“超級寬松”刺激政策的形成還有另一個相關背景。近年來,美國學界在總結應對2008年金融危機的經驗教訓時認為,當時財政政策過于保守,主張強化財政干預,并傾向于認為在面對經濟收縮實施刺激政策時不應有過多限制顧忌,這在某種程度上形成刺激最大化的政策共識。

新冠疫情大流行對宏觀經濟造成直接和間接影響,是決定美歐通脹的基本變量。另一方面,近年來,美國特朗普政府力推“美國第一”、保護主義和民粹主義政策,在損害經濟全球化規則同時也侵蝕了低通脹的基礎條件。逆全球化、綠色和能源轉型、地緣政治等結構性因素,也對供求關系與通脹現象產生了不同程度影響。在這個背景下,新冠疫情沖擊與宏觀刺激政策聯手,終于引發了此次通脹。

記者:為應對疫情影響,美歐分別采取了怎樣的宏觀過度刺激政策?

盧鋒:疫情期間,美聯儲于2020年年初開始實施“無上限”量化寬松政策,向市場注入大量流動性。這看似與2008年金融危機時期類似,不過由于背景條件、現實環境、決策方針多方面條件改變,這一輪貨幣刺激無論是數量規模還是決策方針取向都顯著提升和強化。

在貨幣擴張力度加碼的同時,美國還強化財政刺激政策。新冠疫情在美國暴發后,美國前總統特朗普連續推出五個財政刺激法案應對疫情危機,總規模約為3.8萬億美元。2021年初,拜登又簽署了1.85萬億美元“美國援助計劃法案”。到2021年3月中旬,美國兩屆政府財政刺激總盤子已高達5.65萬億美元,是2019年GDP的26.4%,遠超應對2008年金融危機時美國財政刺激的絕對和相對規模。2021年初美國經濟進入復蘇階段后,拜登政府仍追加出臺了大規模刺激法案。

歐元區和歐盟在疫情期間也采取了規模罕見的宏觀刺激政策。在貨幣政策方面,歐央行在持續實施原有常規資產購買計劃(APP)外,推出針對疫情緊急形勢的資產購買計劃(PEPP),到今年3月底該項目新增購買結束時累計債券購買規模已超過1.7萬億歐元。

在財政刺激方面,絕大部分歐盟成員國2020年財政赤字率都數倍于應對金融危機時水平。此外,歐盟還突破了成員國不可集體發債的傳統財政體制約束,在“下一代歐盟(NGEU)”概念下首次決定發行7500億歐元抗疫復蘇債券,為財政困難成員國提供大規模無償捐贈和信貸支持。雖然相對規模不如美國,疫情期間歐盟和歐元區宏觀刺激確實達到空前水平。

盡管美國和歐元區是國際貨幣發行主體,宏觀刺激政策的擴張仍會受到通脹壓力的制約

記者:宏觀過度刺激政策是如何導致通脹發生的?

盧鋒:通貨膨脹是過量貨幣追逐有限商品導致的貨幣對內貶值現象,表現為商品供不應求與一般物價持續增長。疫情期間的宏觀刺激政策對經濟復蘇、降低失業率及增加居民收入發揮了積極作用,然而過于激進和頻繁刺激也會造成相應代價,包括從不同渠道促成或加劇通脹壓力。

以美國為例。首先,疫情期間,全球供應鏈持續緊張,美國物資緊缺,生產力無法滿足市場需求。另一方面,由于財政轉移支付增加,疫情期間美國居民收入逆勢高速增長,推動消費和經濟強勁復蘇的同時,也加劇供不應求及通脹壓力,導致食品、房屋、能源、汽車等價格上漲。

第二,超級寬松政策帶來美聯儲資產負債表前所未有的擴張和極為寬裕的流動性,刺激美國廣義貨幣激增與信貸顯著增長,成為助推需求擴張、加劇通脹壓力的貨幣條件。

第三,流動性和貨幣供給超常增長,貨幣政策強化量寬和零利率不設截止期等政策引導加碼,促使美國主要資產價格大幅飆升,并通過財富效應進一步助推需求增長和通脹。

第四,超常收入補貼在對民生紓困帶來積極成效的同時,也在一些場合對勞動力供給造成邊際制約。許多無業人員靠申領美政府發放的大量補貼過活,不急于就業,加上辭職人數的飆升,導致大量工作崗位空缺。在美國宏觀經濟快速復蘇階段,部分勞動密集型行業持續面臨勞動力供不應求困擾。

最后,與通脹預期密切相關的工資和房租等不可貿易品價格大幅上漲。數據顯示,2020年4月到2022年1月,美國私人非農企業的雇員小時工資平均增速為5.3%,大幅高于該指標在2010至2019年的均值2.4%;房屋平均租金在2021年2月至2022年1月一年內的增幅高達15.5%,超過疫情前三年(2016-2019)累計增速14.7%。房租與工資價格二者的大幅增長,不僅助推當期通脹壓力增加,而且可能引入通脹螺旋上升風險。

記者:本輪通脹揭示了哪些更深層次的問題?

盧鋒:過去兩年新冠疫情的沖擊是本輪通脹的宏觀背景,疊加逆全球化、能源轉型或其他因素的影響,影響較為深遠。

通脹失守,對美聯儲造成了巨大壓力。美聯儲解釋稱,新通脹因疫情沖擊而起,難以預判和事先調控。這種解釋的片面性在于回避了一個基本事實,即通脹確與疫情環境有關,然而僅有疫情沖擊不足以導致美國目前近乎失控的高通脹。美國在疫情期間把逆周期宏觀政策工具利用到極限,如2021年初在經濟已然快速復蘇背景下仍執意追加出臺大規模財政刺激計劃,已發生嚴重通脹時繼續實施零利率和追加量寬政策,缺乏跨周期前瞻性視角,不可持續的過度刺激與當前的通脹困境不無聯系。

這場危機更深層是源自美國經濟所面臨的長期時代性結構性困境。上世紀60年代,美國率先創造產品內分工和全球供應鏈生產方式,推動當代經濟全球化進入快車道。然而隨著中國、印度等新興大國實施開放政策參與全球化,美國缺乏比較優勢傳統行業生產工序、流程、環節經濟活動持續海量外包,然而其前沿技術產業突破拓展創造新崗位、新業態、新經濟能力擴張乏力,與企業外部與經濟離岸化規模形成越來越大缺口。這種矛盾本質上無法通過宏觀刺激政策運用加以根本改變。2008年金融危機后,美國雖然通過刺激政策維持多年經濟復蘇增長,然而其經濟發展基本面條件以及不可持續性因素并未真正改變。美國政府近年又大搞貿易保護主義,外部經貿關系更趨緊張。美國經濟內在脆弱性使其應對疫情外生沖擊面臨巨大風險。

此外,從宏觀經濟學運行和制衡機制角度看,去年以來美歐通脹壓力快速形成和演變也提示一個客觀收斂現象:即美國和歐元區盡管是國際貨幣發行主體,在實行刺激政策時似乎是想怎么干就怎么干,然而刺激政策擴張還是會受到通脹壓力上升的制約,經濟規律仍會發生作用并遲早倒逼出合規律調整。

面對國際通脹,我國需加大宏觀、結構和改革政策力度,強化增長內生動力

記者:近日,美國聯邦儲備委員會公布的3月貨幣政策會議紀要顯示,美聯儲認為在接下來的例會中可能會有數次50個基點的加息。這是否會引起全球經濟的“震動”?

盧鋒:所謂主要國際貨幣發行國的概念,意味著它的貨幣緊縮不僅改變其國內利率,還會對全球流動性造成影響。美國是重要的國際貨幣發行國,貨幣超量發行的極低利率環境下,資金會大規模外溢到國際市場上逐利,銀根寬松使得新興經濟體和發展中國家外部融資便利度增加,導致其外債擴張較快。而隨著美國貨幣政策由超級寬松轉向緊縮,全球范圍美元流動性減少,也會對其他國家產生不同程度的影響。

根據過往經驗,美國的貨幣政策調整會令美元指數走強,美元升值帶來全球流動性變化,進而對一些新興經濟體的宏觀經濟產生影響,這會成為2022年影響全球經濟的一個重要的不確定因素。一些在經濟基本面存在結構性弱點的國家,例如一些外債負擔過重的國家,可能遭遇融資困難或陷入違約風險,甚至可能發生國別貨幣與金融危機。另外美國加息抑制經濟增長,其進口需求相對走弱,會不同程度影響美國貿易伙伴國的外需形勢。

不過,這種影響的大小,不同的國家是不一樣的。我認為,對中國的影響有限,因為中國經濟的基本面比較好,中國外債規模也較為穩健。

記者:在您看來,世界經濟未來的走勢如何?是否會出現超級通脹的現象?中國應當如何應對?

盧鋒:美歐本輪通貨膨脹來得快、漲得猛,已經推動美聯儲貨幣政策快速轉向緊縮,歐央行也已停止疫情緊急資產購買項目下債券凈增持。綜合觀察形勢,目前美歐通脹尚未全面脫錨,如能采取足夠力度的必要緊縮措施,仍可能避免惡化為上世紀70年代多年兩位數通脹的危機局面。不過,目前來看,有兩方面因素會對美歐防控通脹引入不確定因素,因而其通脹形勢前景仍不容樂觀。

第一,通過快速緊縮銀根重手治理是控制目前嚴重通脹形勢的亡羊補牢之舉,但也必然導致經濟減速甚至出現衰退。近來,美國金融市場出現短期利率超過長期的所謂“收益率倒掛”現象,已經引起市場和學界對緊縮政策導致衰退可能性的預期和擔憂。在這一背景下,美歐貨幣當局能否堅守治理通脹立場,仍存在不確定性。

第二,全球范圍特別是歐洲地緣政治形勢緊張度大幅提升。危機升級對糧食、天然氣、石油以及某些重要稀有元素原料供給產生負面沖擊,導致這些商品國際市場價格進一步飆升和供給擾動,這對正處于高通脹的美歐經濟將帶來更嚴峻挑戰。

新冠大流行沖擊全球經濟,由于疫情防控與宏觀政策應對方式差別,我國與美國等主要發達國家經濟形勢出現系統反差,表現之一是美國去年經濟過熱和通脹飆升,我國則是總需求相對不足和消費通脹溫和甚至偏弱。不過另一方面,我國工業生產復蘇和出口增長較快,大宗原材料、能源等工業品價格快速上漲,與外貿部門聯系較緊的工業品和生產資料價格面臨輸入性通脹壓力。

目前我國經濟運行的現實主要矛盾不是通脹,而是去年底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強調的“三重壓力”。今年一季度,由于國內疫情局部反彈和外部環境變化,經濟增長和預期轉弱因素尚未得到根本扭轉。針對目前形勢,需加大宏觀、結構和改革政策力度,總結疫情防控經驗優化應對政策,短期解決經濟增長相對疲弱壓力,長期強化增長內生動力。同時在地緣政治沖突加劇帶來大宗商品價格上漲環境下,對輸入性通脹壓力增大風險也需未雨綢繆。